內容來源：卷十七   演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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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六日在參政會第五次大會第六次會議講——

要旨
    一、本會六次會議對期成會修正草案及國民大會閉會期間，應否設置議政會一節，討論很熱烈，本案連同發言紀錄併送政府，待國民大會作最後決定。
    二、本人——議長——再作補充說明：
        １．總理五權憲法的創制和權能區分的發明，主要精神在防止歐美各國議會政治之弊，故主張直接民權，使人民有權，政府有能。
        ２．依照政權與治權的分別，預算、宣戰、媾和、締約之決定，究竟何處？此一問題，可作保留，要依施行時之實際利弊，詳加研究。

        ３．國民大會閉會期間應否設置常設機構如議政會一案，依據 總理遺教五權憲法的精神，似可不必，否則成為一變相的議會，違反權能分開之精義。
    三、我國頒行憲法，必須顧及中國歷史環境和現實情況，憲法要有彈性，要顧及第一二屆行憲的人，樹立良好模範，使憲法能夠實行，能立信於天下。
    四、將來憲法的條文不可太繁密，規定不可太詳細，要將我們幾年來社會習慣和不成文部份，貫注於全部憲法的精神以內，使之初步施行，能切合人民實際的程度，和國家真正的需要。今天大會對於期成會的修正草案，討論得很熱烈，尤其對於國民大會閉會期間應否設置議政會的一點，贊否兩方都發表很多的意見，大會時間有限，現在宣告討論結束，將期成會草案及各人意見紀錄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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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政府，待國民大會來作最後的決定。本席昨對憲草，曾經略陳所見，現在乘此機會，再作補充的說明。
本文
    第一，我們要知道： 總理五權憲法的創制以及權與能分別的發明，其最主要的精神，就是要防止歐美各國議會政治之一切弊病， 總理認為間接民權不是民權的極致，而且要發生很大的流弊，所以他主張我們要行直接民權，要使人民真正有權，能決定政治，政府真正有能，而能夠充分行使治權，來處理政治。因之所有議會形式，都是 總理所反對的。第二，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注重於政權與治權之分別，就是說預算、宣戰、媾和、締約之決定究竟屬於政權呢？抑屬於治權呢？這個問題，如以 總理的遺教來看，則對於政權部分很明白的規定為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的四權，所以也可以說此外都是治權。這一點我們今天不必作如何斷定，我們祗知道： 總理的主張亦沒有明白規定這些是屬於政權。如果依西洋一般過去憲法來說，關於預算或和戰的決定權當然是屬於議會的，可以解釋為屬於政權，而在五權憲法之內，究應如何規定，這個問題我以為可保留起來，詳細的再來研究，要從實際上來考量其施行時的利弊。第三，國民大會閉會期內政權無人行使的問題，也就是應否設置如議政會一類常設機關的問題，依 總理的主張，別的國家間接民權所行使的部分，在五權憲法內是由治權機關來執行的。所以問題在立法委員是不是完全由國民大會選舉出來，如果是的，則此問題就很簡單，既為國民大會所選出，即應為國民大會所完全信任，從前制定五五憲草時，個人擔任軍政事務，甚為匆忙，也曾約略研究，以為在立法和監察委員未完全由國民大會選出的期間，如果在國民大會閉會期內，有一個常設機關，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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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與政府相聯繫，可以觀察立法權與監察權的行使，似乎亦有此必要。但這不過是個人的見解，而且是一種臨時辦法，不能規定在憲法以內。現在問題的癥結，我看也不難解決，國民大會如遇重要國計，須待商討，本來有召集臨時大會的規定，那麼各位所顧慮因國民大會集會期間相隔太長的一點。實際不是沒有方法解決的，而且我剛纔所說的臨時設置的機關，是為著過渡時期而設置，但並不是主張設一個變相的議會，兼操政權和治權以違反 總理權與能分別的精義，這一個問題，還待從長研究，我不過略述個人之所見以供參考。

    以上是對於今天所討論要點的一些貢獻，至就一般的實施憲政而論，我要對各位以誠懇坦直，知無不言的精神，貢獻幾句重要的話。我以為我們頒行憲法，最要緊的要顧到我們中國的歷史環境和現實情況，尤其我們不能忽略現時一般人民的程度，總要使憲法規定有彈性，第一步使基礎確實鞏固，使第一二屆行憲的人，樹立起良好的模範，共同一致向真正民權的大道前進，我說這一句話，是完全借鑑於民國成立三十年來的教訓，亦即西洋各國歷史的教訓。我曾說：憲法初頒布時期，是最關緊要的時期，現在我們環境如斯，如果頒佈了憲法而行不通，於國家是很危險的。西洋各國憲政的演進，都有他二三百年的歷史，我們現在要忠實估計我們目前革命的現實環境，我們所要的憲法是要一部能求得中國自由平等的憲法，而我們現在還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國家， 總理所說中國是處在次殖民地的地位，這需要我們腳踏實地發揮全國的力量力求擺脫，因之我們對於憲法有所主張，切不可被人譏笑輕侮以為不切實際，如果表面上很完美很講究而在實際上行不通，就祗有被人看輕，本人平時在軍隊在政治，無不時刻以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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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戒，我們現在要注重實行，使人知道我們是不務表面，纔能使這個憲法的價值使外人皆知我們真是對國家民族負責的。因之制憲一事，不但要注重過去的歷史與教訓，針對現在的環境，還要注意到十年二十年以內我們國家的任務和實際情況，要使條條能實行，能行之順利而於國計民生實在有俾益。我們不怕憲法不頒佈，只怕不能實行，如果頒佈了，施行的結果，行不通，又要毀棄的話，那我們大家就要成為歷史上的罪人。各位大家都知道中國立國的精神在於信，我們要信於自己，信於人民，信於國家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要自己信得過的，要確信於國家與人民真正有益的，纔能贊成通過，而且決定了就要完全做到，不能有一毫失信，我們在制定憲法時，要信任這個憲法一定能使大家永遠信守不渝，我們要信任將來的政府，也要信任人民和人民的代表，造成政治上切實負責的良好軌範，這是政治家最重要的態度，我們要確信頒憲後十年二十年內是重要關鍵，如果初步行得通，而沒有一些挫折，以後是一步步可以求得改進的。民元的臨時約法並不是不好，也不是不完美，但袁世凱未到三年即斷送民國，這就是一方面我們不能鄭重我們的選舉，以致付託不得人，一方面我們沒有顧到中國固有的德性和精神，以為法是法，人是人，儘管對所選的人沒有把握，總可以有法管制他，以至後來終於使國家受莫大的損失，人民受無限的痛苦。不知道一個國家在開國之始，尤其要立信，對於政府既選他了，就要完全信任，使他真正有能，如不信他，就不要選他， 總理所以要規定四種直接民權，就是一方面要使政府充分能行使職權，一方面將選舉罷免之權操縱於國民手裏。曾記得當時本黨中間有人主張姑且選袁世凱，我們不妨在國會裏監視他，管制他， 總理當時就直指此說為要不得。我檢討民國成立以來軍閥毀法禍國的歷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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